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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经常瘟疫肆虐,他们是如何抗疫的给宋代这些官员的做法点赞

时间:2022-11-28 08:48:49    来源:中华网热点新闻    

据统计,宋朝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有一个地方暴发瘟疫,"一州有死十余万人","死者十有五六",多么惊人的数字!


(资料图)

时人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,但他们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。《宋史》中描述,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,不敢探望病者,不敢埋葬死者。有的人死了,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。

为避免感染,疫区百姓会向别处迁徙,这确实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,但外逃者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,他们会将瘟疫传到更远的地方,让更多人染上瘟疫。

北宋大臣富弼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:以前官府救灾,在城里定点施粥,让难民来领取,结果难民大量聚集导致瘟疫迅速传播,有人正排队领粥,突然倒地不起,染疫而死。用这样愚蠢的办法救灾,弊大于利,后患无穷。

富弼在河北当官时,黄河决口,几万人死于洪水。待洪水退去,尸体来不及掩埋,引发一场瘟疫。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到城里,于是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,共十万多间,让难民分散居住;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湖泊,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,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;将无主的尸体集中掩埋,减少传染源。《宋史》对此高度评价:富弼的方法简便又全面,成了各地官员的抗疫指南。

滕元发在山东郓城当官时,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,预感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,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: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,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,一个晚上就在废营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,窝棚里还砌了灶台、备了家具。逃疫者来到郓城,不必进城,在这些窝棚里安置,分散隔离。

苏东坡去杭州当官,赶上杭州闹瘟疫,就备了大量米粥和中药,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。又捐出黄金50两,建造隔离点,名为"病坊",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住在病坊,由官府供应饮食。

曾巩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,条理分明。江西暴发瘟疫,曾巩命各县、乡、村和官道上的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,供病人取用。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,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,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,并派医生诊治。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,谁治愈的病人多,得到的奖励就多。

田昼在河南淮阳任知县时,当地暴发瘟疫,众人纷纷逃难,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。但田昼坚守岗位,每天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,结果他也染上瘟疫,不幸殉职。瘟疫过后,淮阳人给他建了一座祠堂。

臣子如此尽心抗疫,皇帝表现如何呢?宋仁宗在位时,京城暴发瘟疫,仁宗让太医研制药物,太医说需要犀牛角,仁宗就让太医从宫廷仓库里拿。一个太监说:"里面有一只通天犀,陛下还是留着吧。"仁宗亲手把那只通天犀捣碎,让太医做成药物。

犀牛角对瘟疫有疗效吗?未必。仁宗还颁布过一部《庆历善救方》,收录了许多据说可以抗疫的奇方,这些方子也未必真的有效,可贵的是皇帝爱民的仁德。

由于治疗手段和卫生观念落后,官府动员能力不足,就算皇帝再仁德、官员再尽心,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,他们甚至无法开展全面隔离。所以,每场瘟疫都伴随大规模的死亡,官方最后要做的往往是收尸。

北宋前期,京城设有"福田院",既收养孤寡和弃婴,也埋葬无主的尸体。北宋末年,蔡京执政,增设"居养院""安济坊"和"漏泽园",居养院收养孤寡,安济坊收治病人,漏泽园掩埋尸体。这些机构被宋徽宗推广到全国,强迫各州县都要兴办。但当时的国力无法支撑举国一体的官办慈善,再加上官员权力缺乏制衡,基层官吏上下其手,各地居养院和安济坊往往徒具形式,唯独漏泽园开支较小,还能正常运转。

漏泽园收埋尸体是土葬,民间则流行火葬。南宋志怪小说集《夷坚志》中说,江南地气潮湿、气候温暖,病菌很容易传播,造成大面积的瘟疫,所以,谁家有人病死,不招魂,不换衣,不小敛,不做铭旌和魂帛,直接盖棺,钉死,抬到外面,秋后火葬。《宋文鉴》中也载,如果某人死于瘟疫,亲属就会说他身上藏着"病种",必须火葬,否则病种会逃出,让别人得病。

火葬时,大部分病毒、病菌和寄生虫都会化为灰烬,确实有助于抗疫。可惜,一些迂腐的宋朝士大夫不懂这个常识,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当太原知府时,太原人多地少,百姓珍惜土地而不愿土葬,只搞火葬。范纯仁作为正宗儒家门徒,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,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。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,凡是火葬的都把骨灰搜集起来,由官府出资埋入墓地。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,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。

《宋史》将范纯仁当作好官来歌颂,但站在经济和卫生的角度看,他为维护土葬的旧习而占用大片耕地,还会让瘟疫传得更快。像他这种官员,就是"好心办坏事"的典型。

关键词: 十恶不赦 化为灰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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