焦点观察：南宋朝局的万马齐喑：从君权独相政体角度，分析南宋暮气沉沉之因

南渡以后，以秦桧为代表的新权门集团完成了权力与财富的新一轮斗争，与北宋晚年以蔡京为代表的权门集团相比，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以蔡京为首的权门集团借变法之名行敛财之实，致使民众对所谓的变法早已彻底绝望。?

尽管南渡以后的内外危局，更需要有勇于变革的精神与举措去应对，但变法已由蔡京集团的倒行逆施沦为一种负资产，宋高宗一度容忍赵鼎一派对变法追随者蔡京的批判，浅层原因即在于此，深层动机却意在关闭任何变革之门。

绍兴八年，宋高宗引用"利不百，不变法"的古训，反对改易法度（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22绍兴八年九月，下简称《要录》），亮出了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。

(资料图)

如果说，绍兴体制确立之前，基于南宋政权立足未稳，变法或改革尚缺乏可行的环境与条件；但绍兴体制确立后，宋高宗与秦桧预期的内外安全目标已经达到，他们倘若真正志在中兴，已经具备了变革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。

然而，就在绍兴体制确立当年，这对君相的反变革立场愈发不容置疑。

宋高宗明确宣布："祖宗之法，思虑已精审，讲究已详备，不必改作，天下自治。"秦桧随即附和："天下本无事，宜遵成宪为善。"高宗追加说"小人喜更法"，把试图改革者一概打入了"小人"行列。

由此可见，仅仅以宋金对峙远比宋辽对峙更为严峻吃紧，来推论改革大门何以被重重关闭，显然不够全面，还应从绍兴体制的独裁性上去追究其背后的深刻原因。

在传统古代中国完成转型前，君主官僚政体的命门取决于君权。君权采取何种运作模式，不仅决定了君主政体的权力结构，而且营造出相关时期的政治生态。

以儒学为立命之本的士大夫构成官僚的主体，对现实政治天然抱有热情，正是有赖于这种积极入仕之心，整个官僚系统才得以有效运转。然而，士大夫官僚的心态与经世实践又具体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，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。

11世纪中期，后人一再引用的北宋宰相文彦博的那句"为与士大夫治天下"的名言，可以视为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，这种政治自信是由北宋中期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所孕育的。

然而，宋高宗与秦桧合力打造的绍兴体制宣示：自此以后，皇帝除于他制定的唯一代理人外，不可能再与其他士大夫官僚分享国家权力。这一君权模式一经确立，既标志着宋朝政治文化彻底转向内在，也宣告着官僚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能动分享已经归零，而没有人事上的活力，何谈改革上的动力。

秦桧把宋高宗定位为"纯王"，将自己定位为"王佐"，在确定绍兴体制中君权与相权边界为这一体制精心修饰，旨在向士大夫官僚鼓吹，在独裁模式下，依然可以大做君主"为与士大夫治天下"的赵家梦。

在传统君主政体下，士大夫阶层只有依附于君权才能发挥其作用。当君主政权处于中央控制模式的理想状态时，君权自觉接受权力制衡，这个时候的君主确实"与士大夫治天下"，即依靠士大夫官僚共同治理天下，管理国家。

然而，及至绍兴体制确立了独裁模式，权相作为君权的唯一代理人，其相权也享有权力制衡的豁免权，尽管权相的身份仍是士大夫，却只是在为独裁的皇帝治天下，后来的秦桧、史弥远、贾似道等权相以及其役使的官僚门客，都是货真价实的士大夫。

作为传统时代知识分子，宋代士大夫阶层也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集团。当君权结构发生全局性逆转，他们中的不同群体便会以君权的用舍好恶作出应对性抉择，从而决定自身的进退行藏。

在绍兴体制与其后的年代里，尽管也有少数士大夫官僚，依旧"以天下为己任"而敢言直谏，批判朝廷的恶化，但等待他们的只是冷遇、贬黜乃至整肃。更多的士大夫官僚则采取暗默旁观的疏离态度。

纵观整个南宋政治史，绍兴体制确立的君主与权相结合的独裁格局，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隐显之别，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。这种独裁模式，"权力欲却很强烈，不止君主要集权，专政的宰相，也是大权独揽。"

宋高宗与秦桧所谓的"小人"，显然就将他们深为忌惮的政治异见者包括在内。倘若重启任何变革，就必须容许持不同政见的官僚士大夫重新"讲究"乃至"改作"既定的国事，他们苦心经营的独裁体制将受到公开的质疑与挑战，这是这对君相绝不容许出现的局面。

正是绍兴体制彻底关闭了变革之门，整个南宋，不仅再未出现过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那样的统治集团自改革运动；甚至也未见任何在朝的政治派别再度公开鼓吹变法或改革，他们至多在祖宗家法的原有箩筐里各取所需地寻找言论资源。这种"老调子已经唱完"的局面，死气沉沉地苟延到南宋的覆灭。

知耻有守的士大夫为避祸而噤声，致使正气不张；而鲜廉寡耻的人士因诬告而进身，导致政风大坏。

这种相反相成的政风，尽管以权相秦桧时期最为触目惊心，却也持续影响了整个南宋：官僚士大夫惩于绍兴的前鉴，已少有人再为政权的长治久安而畅所欲言，整个官场都弥漫着言不由衷、无所作为乃至见风使舵、阿谀谄媚的风气。从整体上看，南宋政风呈现苟且萎靡之势，已不复有北宋全盛期那种刚直劲挺的锐气。

关键词： 国家权力 君主政体 权力制衡